80个小时之后——北京时间5月12日上午10时，这架“空客340”缓缓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他们终于把牺牲烈士的骨灰，把全部伤员，把驻南使馆的大部分同志安全地护送回到了祖国。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中国政府专门小组的同志们，在这铭心刻骨的80个小时里，进行了一场极为特殊而艰巨的战斗。
5月8日下午4时，外交部大楼A座421会议室。
会议室的气氛格外紧张、凝重。外交部有关部门的同志来了，新华社的同志来了，光明日报社的同志来了，北京医院的同志来了，国家民航总局的同志来了……
“北京时间5月8日凌晨5时45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导弹从不同角度袭击了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迄今已有3位同志死亡，20余人受伤，使馆馆舍受到严重毁坏。”外交部副部长杨文昌一番沉痛话语证实了大家已听到而不愿相信的消息。
“我们要组织一个专门小组，到南斯拉夫处理使馆遭北约袭击事件的一切善后工作，大家就是这个专门小组的成员”。杨文昌指着身旁一位老同志向大家介绍：“这是王国章同志，是我们外交部的领导成员，部党委决定让他担任专门小组的组长。今晚大家就要出发。”
晚上10时30分，大家按照通知要求，又赶到外交部大楼A座421会议室。外交部大楼内灯火通明，许多办公室里都有同志在紧张地忙碌着。
零时50分，外交部部长唐家璇身著白衬衣急步走进421会议室，他请大家坐下，用清晰而掷地有声的话语作了最后的战前动员：“同志们，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研究决定，组成中国政府处理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北约袭击事件专门小组，立即坐专机飞赴贝尔格莱德。从今天下午到刚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打来三次电话，询问情况并对专门小组作出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把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战斗在第一线同志的关怀和慰问送到每一位同志的心坎上；第二，妥善处理好牺牲同志的后事，尽可能把伤员全部接回来；第三，做好驻南使馆的善后工作。还叮嘱要想方设法保证专门小组专机的绝对安全。”
唐外长向大家介绍说，为确保专门小组能安全成行，我外交部通过几条渠道获得北约保证为专机到达贝尔格莱德提供绝对安全的空中通道的承诺：第一，通过我驻美使馆与白宫联系；第二，通过美驻我使馆，要求美方大使向他们的政府转达我们的愿望；第三，与北约美军前线军事指挥部联系。得到他们的口头承诺后，我外交部还要求北约必须有书面的认可。唐外长拿出一页纸说：“这就是我们刚刚收到的北约方面的承诺书。再过1小时，也就是北京时间5月9日凌晨2时，专门小组可以成行了。”
专机于当地时间清晨6时30分安全抵达贝尔格莱德机场。这个封闭了许久的机场上聚集了南斯拉夫政府的有关官员和我驻南使馆的同志、所有派驻贝尔格莱德的中国记者们。
亲人相见，不由泪流满面，大家禁不住热烈拥抱起来。尽管专门小组的同志在飞机上度过了不眠的10个小时，但到下榻的凯悦饭店放下行李后，立即在王国章同志率领下赶赴贝尔格莱德急救中心，看望正在那里接受抢救、治疗的重伤员。
王国章等同志首先来到伤势最重的任宝凯病床前。这位驻南使馆的武官在袭击事件中头部严重受伤，昏迷不醒。但刚强的汉子经过南斯拉夫医生的抢救，奇迹般地从死亡线上挣扎了过来，恢复了神志，还能用面部表情来表达自己的心境了。
专门小组的同志又先后走到驻南使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文化参赞刘鑫权，工作人员郑海峰、曹荣飞的病床前，无限深情地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慰问。曹荣飞同志的双眼被炸弹崩起的各种异物严重击伤，据南斯拉夫医生讲，一只眼睛已失明，另一只眼睛的视网膜处于半脱落状态。为了不让他过分悲伤而影响对那只还可能保存点视力的眼睛的治疗，大家对他“封锁”了他的妻子——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已经牺牲的消息。曹荣飞神志非常清醒，他一再询问为什么妻子不来看他，大家按照医生的要求，只能对他说：“邵云环也受了伤，是腰伤，不能动，所以没有来。”
专门小组的同志又陪同牺牲同志的家属赶到医院瞻仰烈士遗体。本报记者许杏虎、朱颖和新华社记者邵云环三位烈士的遗体被医护人员抬出来，平放在太平间的平台上，身上裹满了绿色布单，露在外面的面庞上伤口纵横，血迹斑斑，惨不忍睹，朱颖的父亲朱福来一头扑在女儿的遗体上，放声痛哭：“孩子啊，你还不到28岁，就这样走了吗？这笔账就这样完了吗？不行啊！不行啊！”他又搂着许杏虎的遗体恸哭道：“虎子，我的好虎子，我来看你了。”
专门小组的同志当天上午到我驻南使馆馆舍现场进行勘察。正像中央电视台战地记者所讲的：“说北约的导弹没长眼睛才是瞎掰呢，它想炸哪儿就能炸哪儿，想炸这座楼，旁边的建筑就不会受损。你说，对咱们的大使馆怎么可能是误炸呢！”
眼前看到的是：我驻南使馆建筑的前面除了玻璃被震碎外，几乎无损。但绕到后面再看，惨状令人发指：半个建筑满目疮痍，里面荡然无存，导弹从楼顶直捣地下室，一颗导弹还引爆了厨房里的十余个煤气罐。三位烈士曾住过的房间已经被炸塌，那沙发、那桌子、那衣柜、那睡床、还有许杏虎夫妇卧室墙壁上贴的那个红喜字，披满了炸弹粉尘，静静地向世人诉说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朱颖的父亲钻进废墟中，找到了两床浸满鲜血的棉被，他面对数不清的中西方记者的摄像机声泪俱下：“谁没有儿女，谁没有家园，可我的一双儿女在睡梦中惨死在导弹袭击中，难道这就是美国的民主、人权吗？我们要向世界讨回公道啊！”
贝尔格莱德在为死难的中国烈士哭泣，淅淅沥沥的雨从当地时间5月9日夜里一直下到了5月10日上午。
这天上午，刚刚会见完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专门小组负责人王国章和潘占林大使在凯悦饭店召开专门小组和驻南使馆全体人员会议。尽管在不到1个小时的会议期间停了三次电，王国章同志向驻南使馆同志转达的党中央、国务院对他们的亲切问候，给身处黑暗的同志送来了一片光明，送来了无限温暖。
中午12时，阳光终于驱散乌云，照亮了贝尔格莱德新公墓殡仪馆，向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烈士遗体告别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中国政府专门小组成员、驻南使馆全体人员、南斯拉夫华侨和南政府有关领导人、贝城数百名各界人士肃立在花圈和鲜花环绕的烈士灵柩前，所有驻南斯拉夫的各国记者也都赶到了现场。
当中国政府专门小组抵达贝城后，这些在生死考验中成功地完成抢救和自救任务的英雄们，依然坚持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尽管他们两三天没睡上一次好觉，没吃过一顿可口的饭菜了，但精神是那样饱满，斗志是那样昂扬。潘占林大使年过半百，头发花白，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他都指挥若定，他把一切痛苦、思念都深深埋在了心底，他展示给人们的，永远是一位泱泱大国外交官的令人仰止的风貌！还有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在战乱后所表现出的凝聚力、战斗力是无限的，他们都是把自己的损失抛在了脑后，把所有的酸楚咽到肚子里，他们始终凝聚在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下，为国家利益而战斗着。
中央电视台战地记者王晓琨、王齐放、高伟，还有一位我叫不出来名字的高个儿记者，就像没穿军装的战士，除了每天只能抽空睡上几个小时，只吃一顿饭外，他们都在马不停蹄地工作着。没有人顾得上通知他们将有些什么重要活动，更没有人给他们提供现成的新闻稿件，但专门小组到贝尔格莱德后的一切大小活动，周围都有他们的身影，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在战地拍摄的一组组珍贵镜头源源不断传回国内。他们的传送设备就支架在卧室的床铺上面；他们几次冒烟突火，钻进驻南使馆废墟，抢拍到了血棉被、炸弹坑、未爆炸弹的新闻镜头；就在我们专门小组离开贝城的头天晚上9点多，听说朱颖的父亲朱福来还要到光明日报驻南记者站最后收拾一下许杏虎夫妇的遗物，他们连饭都没吃，就要跟着去。当时，使馆人员劝说怕晚上有空袭不安全，但电视台记者说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不要怕。一辆轿车坐不下，他们就坐出租车跟在后面，拍下了再不可得的电视资料。果然，就在我们准备离开记者站时，空袭警报响了起来，路灯全熄灭了，他们抱着摄像机赶回了驻地。新华社摄影记者黄文，一位个子不高，但机灵精干的圆脸盘姑娘，身上背着好几架照相机，哪里有新闻，她娇小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哪里，看到她拍摄的数不清的新闻图片，人们不禁要夸赞她的新闻意识和娴熟的摄影技术。我亲眼看到，许多镜头都是她噙着泪水拍照的，真不知道那双颤抖的手是怎样拍出那样清晰的新闻照片的。人民日报记者吕岩松整天穿着那件摄影背心，胸前挎着照相机，手里拿着采访本，随身的手机电话响个不停，几十天的战地生活已使他声音嘶哑。他追踪新闻时，车开得疯狂极了，简直是置生命于不顾。中国新闻记者的战斗精神无不令人由衷赞叹！
来自北京医院胸外科、骨科、普通外科的医护人员轮换着守护伤员，与南斯拉夫医护人员进行医疗交接。专门小组能把全部伤员无一遗漏地全部接回国内，应给他们记下首功！在这两三天内，他们还做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份外”之事：当“搬运工”，当“看门的”……特别是在专门小组的同志陪同朱颖父亲朱福来瞻仰烈士遗体之前，他们发现遗体面容惨不忍睹，朱颖的左眼球被挤掉了，脸被砸扁了，而且牺牲者脸上遍布血迹，伤口撕裂。他们怕家属看了受不了，就提前赶到太平间为遗体清洗、缝合，还用棉花和纱布把朱颖烈士的左眼垫起来。北京医院的外科医生对我说：“在死者身上进行缝合还是从医以来的头一回。”这些医护人员整天救死扶伤，按理说他们的心肠应当是最“硬”的，但此次，他们面对烈士的遗体，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他们说：“烈士为祖国而死，我们要为祖国而战斗。”
王国章同志办事认真细致，考虑周到，处事不惊，他的沉稳、镇定给全组人员吃了“定心丸”；外交部干部司副司长刘玉和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南期间，活动一场挨着一场，可从未出现纰漏；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孙玉玺思路敏捷，面对众多外国记者的随机采访，他每每回答得准确无误，令人折服……
中国政府专门小组不负党中央、国务院重托，在贝尔格莱德夜以继日地紧张而有序地工作，完成了各项任务，就要乘专机回国了。但是，我们的许多同志还要继续留下，五星红旗还要继续在我驻南使馆上空飘扬，在战火中的贝尔格莱德飘扬。
中国的战地记者们留下了。人民日报的吕岩松、新华社的黄文，他们的身体还挺得住吧？无规律的生活已经让他们超负荷运转得太久了。中央电视台的王晓琨、王齐放都没有带夏季衣服。他们说贝城街头卖一种肉饼，头几回吃着还香，后来吃得都没味了。我坐了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开的一次车，但没来得及交换名片。其中那位女记者总穿一身深蓝色套装，一双白胶鞋；那位男记者总把背后印着“国际广播电台”字样的海蓝色背心套在外面，朴实得像个工人，但他俩手里总拿着录音机和话筒，那是他们战斗的武器。
昨天，他们泪眼汪汪地迎接我们；今天，他们又泪眼汪汪地送别我们。空旷的贝尔格莱德机场上，矗立着我们中国人高大而坚强的身影，他们向我们挥起惜别的手，他们向祖国挥起向往的手，他们向党中央和12亿人民挥起感谢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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